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一）“苏联模式”的萌芽和形成
“苏联模式”萌芽于列宁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917年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最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连年的战争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当时的苏联（亦称苏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内,苏俄反革命叛乱不断；国外,帝国主义国家对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出现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仇恨尤加,不断对苏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推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内容有：①余粮收集制,将人民大众的余粮收归国库,以应战时需要；②工业国有化,大力发展重工业,优先满足战争要求；③取消商品贸易,实行国家配给,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财富减少；④实行强制劳动,最大可能地创造社会财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当时情况下适应了苏俄的国内需要,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这只是“战时”的需要,一旦离开这一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其弊端就暴露出来了.毕竟,这一政策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脱离了农民的需求,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工农联盟.
于是在内忧外患趋于平和后,列宁政府及时改变了这一政策,推行了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经济政策”,其内容有：①以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②恢复商品贸易,推进市场发展；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加国家财富；④实行按劳分配,取消强制劳动.“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缓和工农矛盾,是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苏联模式的形成：三大运动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执政,推行了包括“工业化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政治大清洗运动”等在内的三大运动,促成“苏联模式”的形成.
1、工业化运动
其内容主要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满足军事工业发展的要求；在这种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发展的畸形发展模式下,斯大林政府又提出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发展的要求,资金的不足更加限制了重工业的发展.在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满足发展重工业要求的情况下,斯大林政府创设了“贡税论”,即所谓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提高工业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从中取得“额外收益”,即所谓农民大众为国家建设支付的“贡税”.
2、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即,对农民集体进行公社化,对农村土地进行集体化作业.在面临时间短,速度快的问题时,斯大林政府以行政命令开路,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消灭富农”政策的提出,更加剧了政府和民众的情绪对立.
3、政治大清洗运动
斯大林政府在政治上坚持“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指导思想,推行“大清洗”运动,甚至在运作过程中撇开了司法程序,实行个人专政,将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大量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遭到迫害,造成国家人才的极大浪费.
小结苏联模式的特点
1、政治方面.
第一,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一人专政体制对苏联影响深远；第二,苏联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极力加强对行政干部的领导和管理；第三,监督机制软弱低效,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将中央监察委员会先转变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后干脆将其直接取消,导致政府和社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软弱低效.第四,形成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由斯大林政府直接领导,加强政府的统治.
2、经济方面
苏联实行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同时大力推行指令性计划经济,限制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思想文化方面
文化上推行专制主义,阻碍思想文化的发展.
4、对外关系方面
面临帝国主义的包围,苏联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

（二）“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建国至1978年改革开放为第一时期,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时期.这两个时期中国是在继承和批判“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积累经验和吸取教训并存.
第一时期的建设,中国基本上照搬或沿袭了“苏联模式”.
建国之初,中国经济是在蒋家王朝覆灭的破烂摊子上建立的,一贫如洗,举步维艰.列宁时期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中国政府用来作为支撑经济和政治的起步和发展的手段,是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的,也起到了发展经济、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一段时期,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政治上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在思想文化上肃清封建主义反动残余和资本主义腐朽观念,都取得了很大成效；重工业的优先和强力发展基本满足了当时斗争和生产的需要.
但是,在政权基本稳固后,中国出现了和斯大林推行“三大运动”后类似的情形：经济结构中过于强调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和单一化,导致轻工业和其他产业发展的失衡；在“一大二公”观念指导下的集体经济大锅饭发展模式也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成为阻碍经济的枷锁,人民的生产和劳动积极性普遍不高；政治上,党内党外派别斗争不断,导致大批革命和建设人才流失；在外交上,中国的“一边倒”策略在中苏关系紧张后也无法行得通,迫不得已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模式”在中国建国之初,确实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稳固政治的作用,但是一旦离开那个特定时期和背景,其弊端暴露无遗.不过,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论断.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第二个时期,即对“苏联模式”的扬弃时期.
这一时期,经济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中国不再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而是将他们视为经济发展的手段,计划和行政手段也只处于辅助地位；经济结构不再一味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而是重、轻工业协调发展；政治上,推行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理念,不再是一人专政、“人治社会”,而是依法治国、“法治社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到更高层次,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更加完备；思想文化文化上,兼收并蓄,外为中用,古为今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建设上,从注重经济效益,到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再到和谐社会的发展阶段,更加科学理性.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将“苏联模式”改造成适应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基本适应了中国的现实和国情.
（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总而言之,“苏联模式”在苏联和中国适用时的起起落落、成败兼蓄,恰好论证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需要,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最终被生产力抛弃,而由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定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时,必将被经济基础突破,由经济基础衍生新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