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汗之争 刘邦是否分封异姓诸侯王

楚汗之争 刘邦是否分封异姓诸侯王
楚汗之争 刘邦是否分封异姓诸侯王

楚汗之争 刘邦是否分封异姓诸侯王
刘邦一共分封了十一个异姓诸侯王：
七个内诸侯王,受汉帝直接控制：
楚王 韩信
梁王 彭越
韩王 韩王信
长沙王 吴芮
燕王 臧荼
赵王 张敖
九江王 英布
三个外诸侯王,不受汉帝的控制：
闽越王 亡诸
南越王 赵佗
南海王 南武侯织（这个人的事迹不太清楚,名字也很奇怪）

没有

有,

有，韩信，英布等三杰就是

有,不过不多

是

很明显有

有

楚王 韩信
梁王 彭越
韩王 韩王信
长沙王 吴芮
燕王 臧荼
赵王 张敖
九江王 英布
三个外诸侯王，不受汉帝的控制：
闽越王 亡诸
南越王 赵佗
南海王 南武侯织
还有刘邦的国家叫汉国不是汗

有

关于汉初诸侯王的小文章，供参考哈
大风起兮云飞扬
——印象中的西汉初年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汉高祖本人，并非慷慨悲歌，长啸清吟的风流名士出身，而是史迁所谓“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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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初诸侯王的小文章，供参考哈
大风起兮云飞扬
——印象中的西汉初年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汉高祖本人，并非慷慨悲歌，长啸清吟的风流名士出身，而是史迁所谓“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地痞、小吏刘季 ，长成之后，也是马上驰骋，马上得之也要马上治之的流氓武夫，本不是为了作诗而著述铺陈。然而这首楚声短歌《大风》流传千载，虽经史迁之笔铺陈，然气势雄浑，慷慨激昂，与《垓下》分庭抗礼，不遑多让，必定是出自高祖情绪激荡之时，回首一生功业与经历，忧思时局，殷虑将来。汉高一生波折，尤其是晚年心路与汉初政局，与此均可略窥一二。假若重新回顾时事，以古人之思为思，以古人之念未念，或许才能慢慢品味出这一曲雄壮当中那无尽的悲凉、困惑与酸楚。
《大风》作于高帝十二年冬十月，高帝讨伐淮南王布回军途中，是高帝在汉初的特定背景之下复杂心绪的流露。而所谓的特定背景，正是我们所需要考察的东西。做一份简单的高帝纪年年表可以辅助我们观察汉初政治脉络的走向：
元年，冬十月，入武关，军霸上，受秦降，收府库。十一月，约法三章。十二月，鸿门会。二月，封汉，建元。五月，引兵故道出袭雍。
二年，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都栎阳。三月渡河，至洛阳，为义帝发丧。夏四月，灵壁之战，大败。六月，立太子。秋八月，韩信等定魏地。
三年，冬十月，韩信平赵。夏四月，楚围荥阳，以纪信代逸出。六月，败于成皋，“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 。
四年，冬十月，韩信破齐，广武对峙，檄项羽十大罪。十一月，立张耳为赵王。春二月，立韩信为齐王。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八月，初为算赋。
五年，冬十月，召韩信、彭越，不至，张良谏：“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 。十二月，围项羽垓下，破斩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 春正月，更立齐王信为楚王，立彭越为梁王。二月甲午，即皇帝位。立故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故粤王亡诸为闽粤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 九月，虏荼，立卢绾为燕王。
六年，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执楚王信，封淮阴侯。春正月，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刘喜为代王，刘肥为齐王。秋九月，匈奴围韩王信，信降。
七年，冬十月，被围白登七日，用陈平计出。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立子如意为代王。
九年，春正月，废赵王敖，徙代王如意为赵王。
十年，九月，代相陈豨反。“上自东，至邯郸。”
十一年，春正月，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夷三族。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立子恒为代王。三月，梁王彭越反，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五月，立南海尉它为南粤王。秋七月，淮南王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布击杀荆王刘贾。“上自将以击布。”
十二年，冬十月，周勃定代，斩陈豨。立刘濞为吴王。春二月，遣兵击卢绾。立子建为燕王。夏四月甲辰，崩。
至此，汉初时局脉络基本具此。从《史记》、《汉书》相关篇目我们都可以看出，高帝以一介布衣出身，“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 ，终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 ，成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的开国之君。正如孝景帝即位诏所言“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 ，高帝的功，不仅仅在扫平乱世，更在于涤荡诸异姓王侯，巩固汉家江山，还在“制礼乐”，确立起了一套诸侯屏藩王室，由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制度。史载“天下初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议，陆贾造《新语》” ，然而对于削平异姓诸侯，却只是隐约于这一桩桩史实之中，并无明言，令人揣测万端。然而正是这样的制度建设，使汉高陷入了从称帝到驾崩七年之间，诸侯数叛，兵连不绝，自己始终处于叛乱与战争的漩涡，而对手，正是一个又一个重臣功将。丛临江王共驩、燕王臧荼、颖川侯利几、韩王信、赵王张敖、赵相贯高、代相陈豨，一直到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均是汉高重要臣僚，若干还是亲信嫡系。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 史书至此，大概以哙等人谏议得当，高祖纳谏度量为赞。然而史臣或又疏忽，黥布已是高帝亲自处理的最后一个叛王，历经如此之多次叛乱与屠戮功臣的汉高，已经心力憔悴一直于斯，以至于“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臣下痛呼“何惫也！”，恐怕除了自己的松懈，更多的是那无法掩饰的疲惫与忧虑。
扫平功臣，如今论者都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都认为是巩固、稳定新王朝的需要。然而对于汉高而言，恐怕并不这么简单。作为大一统的王朝，汉还仅仅是第二个，功臣们建国后会否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尚不得而知，功臣皇子倾轧不过是后世想当然。我们所谓历史研究，其目的应当是说明与解释过往人事的所然与所以然，以求对人、事的通达理解，而不是去评定是非，做出我们所谓的价值判断。史家所谓对古人保持一份温存与敬意，或许正是我们做历史研究所必须深深思索的。汉高诏书曰：“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此言或许得之。作为汉高的当时，并没有太多可以效法的榜样。统一的夏、商、周，资料并不充足，分裂的春秋、战国，不足为训。唯一可以借鉴的秦，又实在太短，尚不足以显示出一种政治制度的优劣。汉高需要在绝对孤独的环境里去思考自己大汉的政治体制与走向。行政制度等等，丞相尚可以参谋，然而一旦牵涉大位之争，九鼎轻重，便已经不是人臣所能够置喙。君王注定是孤独的，当他把自己逼到孤独的地位上。汉初诸王，并非蓄意要反，然而汉高为了自己构想的天下统治体系，执意将之逼反。如果说摄于中央实力而不敢造反是历史的常态的话，汉高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变态，慑于中央的实力而不得不造反。这样的心曲，不仅诸王心酸，也令汉高悲苦。
然而对于汉高而言，一旦开始，就由不得他结束。汉高的一整套政策，许多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势所必至。汉高造就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选择了一条他理想中的建国之路，确定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及其运作，那时势的发展就不会给他机会懊悔与伤痛。有说法汉高屠戮功臣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与家天下的统治，然而汉代尤其汉初政治运作远较秦代开放，贤人政治的特色通过皇帝和丞相明显显现出来。君主垂拱而治，宛若国家元首，丞相承天景命，总统政务。汉高选择的政治体系，或许更多是中央与藩王内外相维，皇帝与丞相上下相衡的天平状格局。所谓守四方的猛士，汉高所选择的依旧是宗室藩王。于是，“以海内初定，少子弟，激秦孤立亡藩辅” ，“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 。终于“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王国封土“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於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於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楚王交高帝弟，吴王濞高帝侄，齐王肥、赵王如意、代王恒、梁王辉、淮阳王友、淮南王长、燕王建，均为高祖子。燕6郡，代4郡，吴3郡，淮南4郡，长沙3郡，赵7郡，齐7郡，梁2郡，楚3郡，淮阳3郡。天下57郡，诸侯王占73.7%。山东膏腴之地，分封殆尽。诸侯王“掌治其国”，“宫室百官，同于京师” ，与皇帝同号令、同宫卫、同乘舆、同御、同臣，权力之大，位望之尊，史迁所谓“僭於天子”者也。高祖自己就说：“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 查高帝此诏，已在十二年三月，高帝崩亡在即，天下王者，已经基本上都属于刘姓，高帝伪言“其有功者”，然而却在功臣背后，隐藏的是众多宗亲，“自置吏，得赋敛”，这样的背景，值得我们注意。
若我们征询一下地下材料，则可以看到另一部分很有趣的东西。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竹简中有这样一条：《二年律令•贼律》第二简：“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彳扁）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诸侯王与汉室分庭抗礼，俨然若仇雠敌国，汉竟然到了需要以律法来制约臣民的地步。而在此律之中，已经明确地提出“诸侯人来攻盗”“降诸侯”等等概念，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汉初诸侯与中央的关系，在当时人的观点中，已经宛若将之与东周对比。
然而，汉代毕竟不同于周朝，汉代诸侯王毕竟不同于春秋诸侯，汉初诸帝也毕竟不同于周天子。当吕后崩亡，诸吕为乱，朱虚东牟一呼，诸侯兴兵，廷臣策应，天下景从，涤荡诸吕实力若拾芥，虽然吕后精心布置，诸吕掌握南北禁军，“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袒左，为刘氏，畔诸吕，卒以灭之” 。由此可知高帝当年设置之大手笔，自有它的作用。平定诸吕当中，可以看出影子的高帝遗法，如萧何律令，韩信军法，张苍章程，叔孙通礼议等等，对朝局有着莫大的影响，更可以窥到诸侯力量的强大。正是强大的四方诸侯屏藩，保证了汉室江山的存续，巩固了政权，也避免了动乱的破坏。至此，方知高帝当年的措置之关键。
但是，这样关键的措置，本身却是建立在功臣们的鲜血之上的。汉高所创下的先例，促成了后朝代代因循的“良弓藏”模式，除了光武、宋祖，历来功臣无好下场，这一传统，正自高帝始。或许，高帝所完成的，正是始皇帝所没有完成的独裁功业，而君主的孤独，从它的诞生开始就已经注定。高帝悲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论者以为有悔意，悔意恐怕说不上，然而若论高帝之心，或许《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的这样一段话更有味道：“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高帝心曲，大概正如祭仲，行权之中，天下罪己，事入青史，自己“自贬损以行权”，为的是天下大业，甚至为此不惜屠戮功臣。高帝心曲最悲苦处，正在“自贬损以行权”而屠戮有功之臣，百年之后，青史之上，悠悠之口，最是难当，“对酒不能言，凄苦怀酸辛”。无怪乎高帝歌大风，浑然忘我，“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叔孙通所制礼仪，掷诸脑后，正所谓“永歌之不足，不知乎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然而高帝所浑然忘的，正是“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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