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帝不是为了皇帝自己,也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这个国家本身,我这个想法对么?我觉得,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人民是组成国家的基石,有国家在,人民才是自己的人民.嗯……可能我忘了在前面

当皇帝不是为了皇帝自己,也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这个国家本身,我这个想法对么?我觉得,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人民是组成国家的基石,有国家在,人民才是自己的人民.嗯……可能我忘了在前面
当皇帝不是为了皇帝自己,也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这个国家本身,我这个想法对么?
我觉得,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人民是组成国家的基石,有国家在,人民才是自己的人民.
嗯……可能我忘了在前面加一个应该,我反正觉得,国家比皇帝本身及人民都重要,有了国家才会有人民,然后才有皇帝,要不然,人民不是自己的人民,那么人民真的还有那么重要吗?那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把人民比喻为水,可是水是被土地圈在一个地方里的,那这个地方的土地就是国家.比如东面有一个湖泊,西面也有一个湖泊,东面的湖泊上有一艘船,水覆了船,那关西面的湖泊什么事?要是西面的湖泊中的水干了,又怎么可能影响到东面的湖泊?
所以我说,人民百姓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百姓本身,而是成为了这个国家子民的人,对这个国家才重要.

当皇帝不是为了皇帝自己,也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这个国家本身,我这个想法对么?我觉得,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人民是组成国家的基石,有国家在,人民才是自己的人民.嗯……可能我忘了在前面
在历史上皇帝们虽然掌握着权力,但是官吏们掌握着信息,而皇帝运用权力要依靠信息的引导.皇帝提拔张三是因为张三有本领,可是谁告诉皇帝张三有本领呢,还不是皇帝身边的官吏们吗?在官吏们的谎言和糊弄下,皇帝怎么会知道谁真的忠心,谁真的清廉,谁真的有本领呢?在安徒生的童话里,皇帝派大臣看新衣的进展情况,大臣说什么皇帝就信什么,最后使得皇帝光着身子在大街上向国民炫耀“新衣”.所以说,掌握信息的官吏们才是真正的当权者.
在专制制度下,“皇帝的新衣”屡屡发生,实际还是皇帝们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为了一个个大蠢蛋.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皇帝们变得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自以为什么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皇帝们认为,他们说什么整个社会都会竖起耳朵仔细听,并会迅速地行动起来,迅速实现他们的要求,“要下大决心……”“保证……按时完成”等口号式的语言不绝于耳,而结果却往往不了了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映出“上面的人”都是容易被欺骗的糊涂蛋.
大家可以想想,各级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皇帝们的招数可以说层出不穷,繁冗复杂,君主怎么能够分清楚呢?而且官僚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中饱私囊的手段简直匪夷所思,不研究一段时间根本想不到.
官吏们是专业化分工,而君主只能大概的了解,不可能细致的研究.因为大大小小的领域多如牛毛,君主不可能有时间钻研,也就做不到明察秋毫.
朱元璋对于胆敢贪污的官吏,经常剥皮示众,并制成人皮囊悬于官府,惩戒官吏,对宦官干预朝政尤为重视,他曾明确指出：“宦官人数够使用就可以了,不要配备太多.自古他们就易于擅权.驭使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对法令望而生畏.”当时宫中安置的宦官才不到100人.《明史太祖本纪》并且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树在宫门口,文日：“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然而明朝13位皇帝大半都有宦官专权：王振（正统）,汪直(成化),刘瑾（正德）,严嵩（嘉靖）,魏忠贤（天启）,连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治理国家都要和大太监冯保联手,因此明朝被耻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为什么会这样?
朱元璋登基不久,就对开国元勋来了一次大清洗,并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明太祖实录》卷239）没有了丞相作为皇帝的助手,朱元璋不得不日理万机,然而帝国每天发生的事情千千万万,导致朱元璋在处理许多事情反而要借助宦官的帮助,派宦官去办理.朱元璋主观上不愿意宦官干预政治,而客观上却相反,自己制订了一个愚弄自己的制度,都不用别人欺骗他.
更为糟糕的是,权力的近亲繁殖使得朱元璋的后代子孙趋于荒怠,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的使用更被委以亲信的宦官.比如明熹宗朱由校,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木匠皇帝”,经常钻研刀锯斧凿、丹青揉漆等木匠工艺到天亮,制造的木器可谓装饰五彩,精巧绝伦,手艺可比鲁班.可这个皇帝就是不好朝政,把朝廷公务都交给魏忠贤处理,直接导致了魏忠贤的专权.
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用行政手段压制的越深,以后反弹的就越厉害.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朱元璋可以把一句话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铸成铁牌立于宫门之上,其后代也可以一句话就把它废除,到了明英宗时期,这个铁牌就被摘了下来.
朱元璋在自己制定的《皇明祖训条章》中强调：“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朱元璋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反腐败手段最严酷的皇帝,然而他死后的明王朝反而是历代王朝中最腐败的.因为其继承者对于祖制恰恰做了一个最坏的选择,废“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而坚持了不设立丞相制度,废好的而坚持坏的,明帝国如何不腐朽?
明清时期的唐甄曾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恰恰是制度的安排“以一人之想而定天下苍生之命运”,而皇帝们又做不到,才导致了人民对皇权的批评,因为皇帝耽误了国家的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编中说：“因此,在所有野蛮人的政府中,……司法行政在长时期内似乎是非常腐败的.在最好的君主下,也远远不是十分平等和公正的,在最坏的君主下那就是完全腐败透顶的.
这些人对君主的批判大概出于君主总是想当然地以为自己能够决定一切,而现实生活中又做不到,常常被官吏们蒙蔽、可君主又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做到了,致使贪官污吏横行,人民生活混乱.
我相信,在儒家思想熏陶下长大的绝大多数的中国皇帝们都希望自己的人民能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但就是因为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们从中作梗,导致皇帝们和人民之间信息沟通的失真,因而总是发生误会.政策被层层过滤,信息被条条篡改,就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如果中间要经过许多关口,病人自述的病情到医生那里已经似是而非,医生的询问传达到病人那里又不对.你来我往,最后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因此皇帝们认为人民是“刁民”,人民则认为皇帝们是“昏君”.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坛经》第一篇）意思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有可能很愚蠢.还有一些当权者被愚弄到国破家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