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汪曾祺小说所蕴含的悲剧因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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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鲜少提及汪曾祺小说所蕴含的悲剧因素，但实际上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和谐温馨的描写背后往往蕴含着深沉悲悯的悲剧因素。他着力于叙述小人物的悲剧，并且通过作品中美好事物的毁灭加深了悲剧意味。唯有对其悲剧因素加以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汪氏作品的思想内蕴。

关键词：汪曾祺 悲剧因素 悲悯情怀

长期以来，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文艺评论者、读者均倾向于其田园牧歌式的抒情风格。人们总是谈汪曾祺如何恬淡、潇洒、飘逸，却鲜少提及其小说所蕴含的悲剧因素。这实际上是缺乏对汪曾祺作品的丰富性与矛盾性的理解，也是对汪氏的误解。汪曾祺并没有始终沉溺在类似《受戒》中所描绘的温馨和谐的乌托邦幻想中，他在描绘和谐美好的人性的同时，也深刻地寄托了对人生苦难的正视和对下层平凡人物的同情。悲剧因素一直隐含在其小说中，透过文本，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刻的悲悯情怀。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美学传统中, 悲剧精神一向淡薄。但对于悲剧，京派作家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角度和处理方法。沈从文曾说:“神圣伟大的悲哀, 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受其师沈从文的影响，汪曾祺虽不擅以大起大落、怪诞离奇来制造悲剧效果,却在平淡的（有时甚至是带有喜剧意味）叙述中，渗透着浓厚的悲剧气息。他希望读者“能更深刻地看到平淡的，山水一样的生活中的严重的悲剧性”，主张“在平静的叙述中也不妨有一两声沉重的喊叫。”

鲁迅用“几乎无事的悲剧”及“平凡的悲剧”来表现诸如祥林嫂、阿Q、孔乙己、华老栓这样的社会底层平民的悲剧，在这一点上汪曾祺与鲁迅有相似之处。汪曾祺笔下的主人公多是卑微的安分守己的小人物，他们的生存是惨淡而不易的。其早年的作品《落魄》中, 扬州人原本一身清爽、斯斯文文, 却被逼到千里之外的昆明开小饭铺, 结果一天比一天拮据、绝望, 最终自暴自弃，连自己年轻的妻子都拱手让给同伙南京人。《岁寒三友》中王瘦吾想发财，其动因只不过是想让女儿上体育课能穿上球鞋、下雨天儿子能穿上雨鞋，但这么卑微的愿望也无法达成。而80年代的小说《徒》中高北溟只不过想保住教职以求积点资金给恩师印一部文集，却被恶人解职，只能抑郁而亡；高雪想外出求学而不得，最后也抑郁而死。如果说这些由物质层面引发的悲剧尚在其次，那么由精神层面引发的悲剧无疑更能毁灭人。在《晚饭花.珠子灯》中，才女孙小姐嫁后一年丈夫不幸病逝，虽然丈夫死时留下遗言说“不要守节”，但迫于传统道德舆论，孙小姐只能寡居守节。她成年累月躺在床上，在绝望中聆听珠子灯一串串掉落，象征多子多福的珠子灯成了莫大的讽刺。这种既定社会伦理将孙小姐推入悲剧深渊。《忧郁症》中裴云锦因嫁后无孕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最后不堪精神折磨而上吊自尽，这反映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给女性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压力。《迟开的玫瑰或胡闹》中邱韵龙离弃结发妻子而与情人结婚，这是他生命最后一次追求，但此举遭到所有人的否定，彻底失败。《小孃孃》中小姑姑爱上了自己的侄子谢普天，世俗乱伦的罪恶感使他们走向了灭亡。这些小人物无一例外地在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遭到了悲剧性的结局。人被环境逼迫，在环境中处于被动状态——这正是汪曾祺笔下小人物的悲剧。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出这种悲剧。比如《天鹅之死》中天鹅“寻空中找一块结实的冰面，从高高的掉下来，把自己的胸脯在坚冰上撞碎”，这种美丽的自毁传达出一种生命的力度，蕴含着浓重的悲剧意蕴。又如《八月骄阳》中描写了老舍被迫害致死的悲剧。作者通过文中旁人的话“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下他，怎么咱新社会倒容不下他呢？”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像老舍这样一个爱国艺术家面对文革的迫害，竟然只能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对于这个惨烈的悲剧，作者激愤之辞溢于言表，不平之气充斥其间。而即使是在《受戒》这样和谐温馨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出隐隐的悲剧因素。小说最后写道“记四十三年前的一场梦”，这就为文本提供另一种分析角度。试想想：这里的“四十三年前”指一九三七年，正是日军侵华那一年，文本所描绘的美好梦境同残酷现实对比，不是显得更为悲凉吗？小说《故里三陈·陈小手》则是个典型的悲剧。陈小手是地方上一位出名的男性产科医生，“他专治难产”、“活人多矣”。这样的医生应该多多益善才对，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爱戴才对。可事实上呢，“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正是种种的封建意识导致了陈小手的悲剧。陈小手给团长太太接生成功，救了团长太太和团长的儿子两条命，团长却一枪打死了陈小手，理由是他的女人不能够让别的男人摸来摸去。一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