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解析“居住权”与“所有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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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解析“居住权”与“所有权”

【基本事实】
刘文新一家现居住的“某市西城区宏园9楼2门501号”房屋，原系政府的直管公房，也是拆迁胡同头条3号危房后新建的回迁安置房。1997年区人民政府对辟才胡同实施危改拆迁，1997年11月12日，拆迁人“某市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与吕大伟签订《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刘文新系拆迁被安置人之一”；协议第三条2项约定，过渡期限自1997年9月19日到1999年9月19日，“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宏庙小区施工号1号楼2门501”，建筑面积约49平米，居住面积约18.6平米，其中楼房门厅或起居室计入居住面积约6平米。1999年9月回迁房建成后，实际面积为52.5平米，刘文新与吕大伟同时获准入住回迁房。2002年7月16日，刘文新出资五万多元，以吕大伟的名义回购了此房。2010年1月20日，刘文新之母去世，吕大伟以继承权纠纷为由将刘文新诉至法院，法院确认了刘文新相应的继承份额。
【初审裁判】
吕大伟以自己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以人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文新腾让房屋，刘文新提请法院中止审理，并向法院提出确认居住权之诉，原审判决刘文新以“实现继承权”为由，驳回了关于居住权的诉讼请求。
【上诉争权】
原审关于取得强承权便丧失法定居住权的裁判要旨，直指刘文新的居住生存权，错将遗产分割法律关系与公房居住权法律关系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混同对待，原审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
刘文新实现继承权源于刘文新的母亲去世及对母亲遗留财产的分配，吕大伟也有相应份额的继承，不能因此剥夺刘文新的居住权。
刘文新的居住权源于直管公有住房拆迁，拆迁管理部门依职权对被安置人资格审核后对刘文新的居住保障，两项权利由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确定，原审不加思索，混为一谈，将刘文新诉求的居住保障，曲解以继承权吞并居住保障。诉求的是居住保障权，裁判的是遗产已分割，导致判诉分离，如此裁判有违司法原则。
【法律辩析】
原审采用的具体裁判要旨是“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应享有的居住权于法无据”，实际情况是，刘文新主张居住权有法有据。
1、特殊政策决定特别事项：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房改相应政策，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主要租赁公有住房的家庭，带有很强的政策倾向，这是由公有住房特有的福利性决定的，居住公房的所有家庭成员均直接享有承租权及回购权，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 条规定：承租户以一人名义承租房屋的，在租赁期内该承租人死亡的，该户共同居住人要求按原租约履行的，应当准许。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国务院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
2、同是居住房，保障有区别：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买卖，公有住房的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就会出现名义登记人擅自出售而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
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决的是城市低收入民众的居住困难，妥善处理房改房纠纷问题，应当结合国家政策，依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八条、《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八十八条；《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精神，保障刘文新享有的居住权，吕大伟负有接受共居人无差别地居住的义务，法律应尽力保护，不得因家庭关系及房屋权属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家庭成员居无定所。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规定：对被拆除非成套房屋使用人补偿款计算公式中的“原建筑面积”，在下列情况下按照应补偿建筑面积执行：（１）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原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足６平方米的，应补偿建筑面积按照人均６平方米计算。对于不在拆迁范围内居住，但原户口在拆迁范围内的下列人员，可以计入原居住人口：（１）服现役的士兵；（２）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３）在国外留学的学生；（４）劳改、劳教人员；（５）按政策规定可以计入原居住人口的其他人员。对在拆迁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并且符合下列条件的居民，可以按照每户建筑面积三十平方米给予补偿，具体价格由各区、县政府确定：（１）单独立户；（２）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拆迁范围内无正式住房；（３）本人及其配偶在拆迁范围外无正式住房。拆除共有住宅房屋(以法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