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 ：论梁衡人物散文独特的艺术视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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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华正茂的梁衡就以山水散文一领风骚，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又以名人咏叹散文名噪文坛。以人物为题材的散文，可以有不同写法，记叙、抒情、议论，或取其一种，或兼而用之，均无不可，没有定规。到底以何种写法为宜，则视题材的性质、特点，以及作者的取材角度、总体立意等主客观因素而定，不可拘泥。梁衡的人物散文的写法，既不是人物生平事迹的客观记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纯粹的主观抒情，更不是赤裸裸的议论，而是被人物的业绩、思想和品格所感动，进而从启迪最大、感触最深的那一点生发开去，引出现实的和历史的思考。而这思考，或曰沉思，正是这类散文的共同特色。

梁衡写人物散文不拘一格，有伟人，也有凡人。记者出身的梁衡，深谙如何走进人物心灵之道，无论写谁，他总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艺术视角。他犹如一个洞悉万物的智者，总是轻轻拂去历史尘埃的同时，娓娓向你讲述他那独到的发现。

细数其成功的秘诀，与其采用的散文的独特的视角不无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融入政治精魂

梁衡笔下所写到的人和事，一般来说，都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他们往往是民族的魂魄、历史的脊梁和时代的骄子，而在这民族、历史和时代的底蕴中，又无不融入着政治的精魂与气韵。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这类散文有了另一个更为普遍的叫法——政治散文。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欠妥。一个显而易现的事实是，写政治人物的叫政治散文，那么写经济人物是不是该叫经济散文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这个词语中瞥见他将政治与文学结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而且写得那样形象形象生动自然妥贴鞭辟入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写文章，切入点要新颖独特，与众不同，一定要抓住国家、民族、社会这条主线，并把责任感融入其中，才能引起现代人的共鸣。”（《梁衡：穿行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可以说，这种政治切入的艺术角度是梁衡散文成功的一个关键。梁衡曾向记者描述了自己的“政治散文观”：爱国题材很难用散文形式表现，一半是因为题材的政治性强，一半是人们对政治的曲解。如写瞿秋白是个大才大名又大悲的人物，他短暂的一生都在寻寻觅觅，寻觅而未果，一篇临终之前的《多余的话》又遭人曲解、误会，蒙上不白之冤。像样的政治题材，这样的政治人物一般人在写作中很少去触及，但他却写了，而且一写就是好几篇，正是有了这种知难而上的勇气与出类拔萃的才情，他成功了。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与独特的艺术视角——原来政治类的人物散文还可以这样写。有人曾评价他“根本点在于作者的抱负与胸襟,写政治散文时他的心与那些伟人是相通的。”

他又善于找到政治与现实的结合点，从而使政治有了现实的土壤，有了现实的意义。比如写《红毛线蓝毛线》，就是针对当前的反腐倡廉中出现的问题。写延安的题材，是针对当前的文风、党风问题。写毛泽东、邓小平，瞿秋白等，就是要展示他们光辉思想和高尚人格的一面，针砭时弊。

梁衡每写一个人物又总是将其置身于政治沉浮中。在《把栏杆拍遍》中，他这样评价辛弃疾：“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可以说这也是作者的文学主张。只不过，他用的不是诗歌而是人物散文去践行。每一篇中的人物让我们感到都政治之于他的巨大影响，都在政治中浮沉，正挣扎，在奋斗，在痛苦，在思考，在迷茫……可以说正是政治成就了这些人，成就了他们非凡的业绩，成就了他们的高标人格，成就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还是拿他那篇最为著名的《把栏杆拍遍》来说。作者在分析辛弃疾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必然性时就作了这样生动的评说：“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完全把辛弃疾置身于政治漩涡中，探讨政治对其人生与写作的深刻影响从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辛弃疾。

当然梁衡写的人物散文每一篇都有着他的政治抱负。梁衡“我写这种文章时常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为社会立言，为青史增色，大义在肩，舍我其谁；另一方面，政治和文学这反差极大的两种规律、两个领域，要完成美的组合实在太难。特别是写伟人、大题材、老题材，更感到难上加难。”他又说“到了1996年，我开始写政治散文，这既与我国整个的政治民主进程有关，也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有关，它需要我们从民族传统、革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获得借鉴。”从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梁衡思想意识里那种强烈的政治抱负，从来就没把文章当作个人消遣我东西来把玩，供自己自娱自乐。

梁衡将人物与政治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将文学与政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