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 ：浅论对秦晖思想的争议--现实与理想之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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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1953年12月生。1981年文革后首批研究生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他原本主要研究方向是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
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
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对现实制度持激烈批判的态度，主张并宣扬自由主义，在现实问题上，强调自由与人权的“共同底线”。

在我眼里，他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也是我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之一。

但很多人或许不那么认为，因而，他的理论一直颇受争议。有来自左派阵营的攻击，也有来自右派阵营的非议。而我个人读了不少秦晖的论述，受益匪浅，对于各种非议与争论，也略知概要。我认为，很多对他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误读与曲解了他的真实思想，分歧的实质不是左与右的问题。南奥“有觉悟累”对此形容为：“现实”与“理想”之争，我认为非常贴切到位。

当今社会，极左阵营中有大致有两股力量：
其一是“新左派”，由少数标新立异的学者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反对专制集权。这部分人属于另类的小圈子文化，书斋里的左派，社会影响不大，没有什么市场。
其二是极端左派，世人称为“毛左”。以“乌有之乡”等极左网站为舆论阵地，擅长口号与谩骂。有学者应邀去乌有之乡演讲，发现台下坐着大多数未婚小青年，台上说一句他们下面顶十句。他们没有经历过前30年，却自以为信奉毛时代的思想。这部分人属于愤青，与其说他们是信仰什么，倒不如说什么极端的理论更适合发泄他们青春期的荷尔蒙。这有一比，就像德国光头党新纳粹，也都是一些反叛的青年。
新左与毛左比较共同的特点，是迷信伟大领袖，主张国家强权专制，提倡极端民族主义，肯定前30年极左意识形态，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公认的灾难政治运动，却号称是需要要继承的“社会主义遗产”。
他们普遍抵触普世精神，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阴谋与西方文化的侵略。这些人对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大肆谩骂，将他们诋毁为“西奴”，将秦晖形容为“现代秦桧”。
毛左们的思想，就像蝗虫，平常时候也就是普通蚂蚱，成不了什么大的危害。但最怕气候条件发生异常突变，出现洪水干旱什么的，就可能形成大的灾难。正如晚清的义和团庚子之难。
对于这部分狂热非理性的毛左，是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可讲的，也不值得去驳斥，毕竟社会已经彻底不可逆地告别了毛的时代。通常，相信他们自己也坚持不了多久，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慢慢也就会告别狂热与极端的思想。

理性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学者中，思想上也不免有左右之分歧。
我觉得大致可以划分为下列几类：
第一类：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民主义原先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并不能建立公平完美的社会，因为生产资料拥有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各阶层的权力公平性。他们主张社会主义，但是用民主的方式，通过宪政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而不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第一，“民主”不只是个人的自由，也同时包含免于被歧视、和被控制了生产工具的资本家滥用政治权力的自由。第二，“平等和社会正义”不只是在法律前人人平等，也包含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平等，要求社会给予弱势人群，包括“身心残障者”、“条件不佳的人”，以及市场竞争的失败者予以平等机会。
欧洲很多国家政党，持有社民主义思想，虽然对私有制以及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所修正。例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加拿大新民主党等。推行社民主义最成功国家公认是瑞典。
引用wiki资料，瑞典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发展得相当繁荣，不像自由主义者所预言的瑞典57%的高税率级次会缓慢其经济成长；相反，瑞典经济发展得相当健全，从独资公司到跨国公司（如Saab、宜家、爱立信等），同时保持世界上最高的平均寿命，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国债、低婴儿死亡率和低生活费用，并据称拥有极高的经济增长。
但另一方面，依据瑞典工会同盟的资料，瑞典有多达20%的工作年龄人口依赖社会救济过活。也是一个典型的培养福利懒汉的社会。

中国当代社民主义思想，波士顿大学教授曹天予在论文《当代中国改革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指出，“用陈旧的斯大林主义的语言，与陈旧的社会民主主义语言或新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言作斗争，不可能有成效。其原因很清楚，中国之所以走上今天的道路，在很大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