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 ：性格与社会——浅析孙悟空悲剧性结局的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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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作品中，许多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本文将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通过性格与社会环境两个层面来分析导致《西游记》中孙悟空结局中的悲剧性的原因。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悲剧；性格；社会；孙悟空

一、文学作品中的马克思悲剧观

1859年，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拉萨尔·斐迪南，完成了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此书借古喻今，通过描写德国16世纪的骑士济金根反对皇帝和诸侯的叛乱，表达了拉萨尔对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济金根》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在给好友拉萨尔的信中表达了他们的悲剧观。而恩格斯提出的“许多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的观点，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核心。

何谓“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西游记》中孙悟空近似完美却又胜似悲剧的结局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传统观点认为，孙悟空通过取经之路，最终成为“斗战胜佛”，功德圆满，必然是喜剧。可是如若我们打破这一思维惯式，反观整个过程认真考虑，便会发现其悲剧性。从那猴头一开始自石头里蹦出来，到“齐天大圣”大闹三界、撒野于天宫，再到拜唐僧为师、套上“紧箍”，最终成为“斗战胜佛”、吃斋诵经。从顽劣逍遥、无畏无惧，到反对等级、反抗权威，再到被“紧箍咒”束缚了身心，直至顺从屈服、成为等级制度中的一员，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喜的是终成正果,悲的是失去自我。谭嗣同与旧势力相抗争，最终落得人头落地、尸首分离，纵然是悲剧，却也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决绝。死，死得凛然，悲，悲得豪迈。而悟空呢？由直接反对天庭的等级制度，到承认顺服神仙佛的等级制，其强烈的自我意识、敢于向一切权威挑战、始终保持顽强的战斗精神的光辉可爱形象如荆轲刺秦王一去不复返。如今纵使端坐莲台，身披黄金袈裟，也难放昔日光芒，难现往日之光辉。不能壮烈地死，却要苟且地生，这是怎样的悲剧啊？

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极具人物个性：他叛逆、逍遥、顽劣、桀骜不驯、机智又勇敢，敢于挑战权威。从性格角度来说，孙悟空与生俱来的反叛精神即其历史的必然性（或者说人物性格的必然性更为恰当），而由于天庭羽翼丰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势力极为强大，这种反叛是必然会被无情地镇压下去的，这就是“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正是这两者之间的激烈冲突造成了孙悟空从桀骜不驯到顺从屈服的历史悲剧。

而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角度来看，孙悟空的结局，也反映出《西游记》这部作品自身的悲剧性。《西游记》作为一部明清小说，反映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市民阶层呼声，人们渴望得到个性解放与自由，这不仅是人之本性，更是封建社会高度集权体制下的历史必然要求。但由于当时处于萌芽阶段，这种呼声极为微弱，而面对强大的、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封建旧势力、旧体制，这种个性解放的要求彷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所以，即使是具有个性解放意识的吴承恩，也不可能写出孙悟空战胜如来佛祖，打倒玉帝，推翻天庭，创建另一个“花果山”的令人振奋的、具有革命性的喜剧结局。

二、时代局限性造成了悲剧的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阿萨尔的唯心主义悲剧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并不否认人物性格对悲剧性结局的影响，但他们认为，一切悲剧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条件。一切悲剧都是现实社会矛盾冲突的一面镜子，都是由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所造成的。

在《西游记》中，如果将“大闹天宫”视作一场悲剧性的革命，那么如来佛祖，甚至整个天庭，便是那客观的历史局限性因素。孙悟空神通广大，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四大天王及十万天兵天将奈何不了他，七十二变“三只眼”也辨别不出，刀枪不入、水火不侵、雷打不动，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煎熬了七七四十九天反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然而，当他面对如来佛祖时却夸下海口与他打赌，结果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翻不出如来的掌心，最终自然是被压在了五行山下。刚开始猴子还不服气，认为如来用计骗了他，靠的不是真本事。但后来一系列事件让他对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最典型的莫过于“六耳猕猴事变”，六耳猕猴与孙悟空的本事难分伯仲，但在如来面前根本不屑一提。只见那如来端坐在金莲上，根本不用起身，随手扔出金钵盂，就把它给罩住了。罩住以后，似乎猕猴的本事大打折扣，结果被悟空了断了性命。看来如果如来要对付孙悟空，也不用费太大力气啊。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时，必然会出现两种力量的对抗，旧势力作为既得利益者，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和能量，自然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新兴力量在一开始往往比较弱小，必然会受到旧势力的镇压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