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论陶渊明文学地位及其悲剧人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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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以及高尚的人格风范，为历代士人所景仰；他心志淡泊、洁身自好，成为中国古代隐士这一重要文化阶层的理想典范。然而陶渊明从始至终，都挣扎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悲剧性氛围之中，既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壮志，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既有“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豪迈，也有“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无奈和彷徨。于是我们眼中的陶渊明，不仅仅是一位超脱飘逸的隐者，更是一位一生负重前进、充满悲剧性色彩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在他孤标傲世的道德风范背后，隐含着诸多的辛酸与无奈。

一 归去来兮——无奈的人生之旅

陶渊明在年轻时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文人一样，希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在诗中曾这样写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可见，他少年时不但有过豪放的生活，而且是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抱负。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功勋仅亚于王导，史家把陶与王相提并论，比做周朝挟辅王室分陕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说：“陶士行（侃）据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导）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1]又说陶侃“望隆分陕，理则宜然。”[2]渊明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官已历三世。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世族的传统，确实也不能视渊明为寒门了。考诸渊明诗文，可见其对家族历史的自豪感。《命子》诗中，诗人首先缅怀了祖先的光辉历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对曾祖陶侃的功业与人格高度赞美：“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赠长沙公》诗中，称自己的家族为“令族”，并将长沙公引为自豪，称其为“实宗之光”。诗曰：“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受大环境影响，陶渊明也希望有朝一日能跻身于世族高门的行列，振兴家族、光耀门庭。渊明早期怀有功业之心，主要是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尤其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能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呢？陶渊明也不例外，他梦想秉承先祖的光耀，希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在门阀世族专权、价值观念混乱的东晋社会，具有强烈个体意识和精神独立的他不得不选择归隐这一无奈的人生之旅。

首先，晋宋易代的变迁，导致政治混乱，官场腐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渊明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诗人在《感士不遇赋》中曾这样描述：“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3]从这一点来看，尔虞我诈、善恶难辨的现实社会并没有给陶渊明提供一个足以展示自我的空间。

其次，强烈的个体意识是陶渊明归隐的另一重要原因。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较前有所不同，这时期的士子们尽管仍然恪守儒家的有为价值观念，但他们更强烈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解放。而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与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是放弃理想、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呢，还是曲意逢迎、求得一己的富贵？陶渊明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最后，他选择了归隐，毅然辞别官场，回归田园，以捍卫自己独立精神之个体。

另外对田园生活的钟爱使得陶渊明成为一代“隐者之大宗”。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的宅心玄远、清淡无为、旷达超然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诗人一直追求 “自然”的质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营造了诗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独特心境；“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则描绘了一幅恬适幽静的乡村劳作图。另外，诗人追求独立完美人格的另一方面是否定社会现实。他形容此时的仕宦经历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将官场生涯比作牢笼，将自己对个体自由的渴望比作恋旧林。《饮酒》其四更形象地描画了他此时的心态：“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渊明做官，本来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后的更大自由，而实际上他非但没拥有这种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原的、更珍贵的自由。此时的渊明“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4]（《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长期的官场生涯，使他认识到居官并不能实现他期待的“自由”，他并不能象大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