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也谈《论语》的得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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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原题】也谈《论语》的得名—兼与敖晶女士商榷[1]

　　【内容摘要】《论语》是儒家最主要的经典之一，关于它的得名历来多以为是因根据“论”的“论纂”之意。但本文认为我们可以借用“右文说”的观点来考察这一问题，即凡从“仑”得声的字多与“条理”、“规则”这一涵义有关；而《论语》之“论”之所以应该读为平声，则又是一种破读。故而，“论语”就是“伦语”，也就是一本阐发人生伦理规则的图书。

　　【关键词】论语 得名

　

　　《论语》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自前汉以来即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青睐和重视，较早地被立在学官。到了明清时，《论语》更是因“四书五经”被列为科举的必考科目而受到了广大读书人顶礼膜拜。
　　《论语》一书，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和若干行事，它是研究孔子及先秦儒家思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如“仁”、“义”、“礼”、“乐”等概念在该书中首次被提出并被加以诠释。通过研究《论语》，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前期儒家的思想和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传统的文化精髓。故而，对这样一部典籍，我们必须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彻底地考察和研究。而本文则主要试图探讨《论语》一书的命名之义。子曰：“必也正名也夫”，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2]“正名”，是研究古代典籍所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
　　关于《论语》的命名之由，前人一般都认为是因论纂所记之语，故名《论语》。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关于《论语》得名最早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后世众人或承班氏之言，或就班氏之言发挥，很少有另创新说的。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尤其是袁家麟先生在此基础上从声音入手提出[3]：“又如《论语》的‘论’字，读平声，与读去声的字义大不同。……我们从训诂学求语源来寻找《论语》书名的确切意义。‘论’，古音属文部，古音文部中有些词古人用来表达积聚、丰满的意思。如囤、墩、臀、鲀等等。囤作名词，是积聚粮食的器具，呈丰满状，用作动词，则表示积聚；墩，土石积聚丰满的地方；臀，动物肌肉积聚丰满的地方；鲀，一种身子积聚气体呈丰满状的鱼……‘论’字从言，意思为积聚语言，因为此书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积聚孔子言行而成，而重在言，所以把书称作‘论语’。”颇有见地。但虽其说法较前人更具科学性，可仍不能准确地说明《论语》的命名之义[4]。那么，对《论语》的“论”究竟该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还可以尝试从其他角度入手进行探讨。
　　“右文说”是北宋王圣美提出的一种以声音通训诂的理论。他认为构成汉字绝大部分的形声字，其右边的声符不仅表音，而且有表示意义的作用；同声符的形声字，其意义必有相通之处。王圣美的这一论点见载于沈括《梦溪笔谈》 14：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之后，又有张世南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地阐发[5]：

　　自《说文》以字书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其右旁亦以类相从。如戋为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曰浅；疾而有所不足为残；货而不足贵者为贱；木而轻者为栈。青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

而宋末戴侗则比前人更深入地对声符的表义作用现象进行了阐述[6]：

　　六书推类而用之，其义最精。昏，本为日之昏。心目之昏犹日之昏也，或加“心”与“目”焉。嫁取者必以昏时，故因谓之昏，或加“女”焉。熏，本为烟火之熏，日之将入，其色亦然，故为之熏黄，《楚辞》犹作纁黄，或加“日”焉。帛色之赤黑者亦然，故谓之熏，或加“系”与“衣”焉。饮酒者酒气酣而上行，亦谓之熏，或加“酉”焉。夫岂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学者昧于本义。故言婚者不知其为用昏时，言日曛者不知其为熏黄，言纁帛者不知其为赤黑。

“右文说”虽然由王氏首创，但在戴侗手中则更为系统化。他以本字原有的意义为纲，用以推发同声符形声字的字义变化，从而明确了初文与孳生字之间的关系。
　　从此之后，“右文”这一理论逐渐进入实践阶段，如明代黄生的《字诂》、《义府》就都是依据谐声偏旁来说明字义的。而清代的小学家对“右文说”有了较大的发展，段玉裁、王念孙、焦循、阮元等人对此均有大量的论述。近人刘师培、章太炎、杨树达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偏重于对语根和字源的探求。这些研究使得“右文说”更富有条理性和可操作性，使得这一理论更趋完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有68条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