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 ：读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所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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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陆续出版了几部介绍晚清时期西方人在中国文化教育活动的专著，特别是与地理学有关的西人书籍在中国境内译写、传播与影响的著作问世，如：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还有王立新从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和教育活动与中国现代化关系角度出发，而撰著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一书，其中也涉及到西方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这几部大著较前人更为详细地疏理了自19世纪以来在中国翻译的西人地理学著述，使我们对那段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与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详尽地占有材料。读罢此书，产生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写于下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传播的历程与形式

　　人类社会的文化有着随时间延展而传承与更新的历程，人类社会的文化又是以区域来分别各自的特色。学术界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时期大区域之间人类社会文化传播的形式与路径的研究，近几十年来，除了关注语言在文化传递中所表达的认知与先导，更十分强调地理视野和地理学思想在文化传导中所起的作用。地理知识是与人类的“空间知觉”同时产生的，人类正是靠着自身感官对生存环境的视觉、触觉、听觉和动觉的感应与思维，才对地理空间获得了抽象的观念。在学术研究趋向跨学科与边缘探索的当今，无所不在的地理学渐渐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样一股学术潮流的涌动下，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尽管取材仅仅是1815至1911年不足一个世纪的时段，而且是最使国人痛切的丧权辱国之际，但是书中展示的内容却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西方地理学译著向东方的传播，不但是对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启蒙，甚至具有使整个中国社会愚昧开塞的伟力。正是因为这一视角的选取，使这部书在正统观念导向下就显得不同凡响。
　　现代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亚欧大陆板块两端的人员往来远自史前时期就开始了，几乎是与文明社会的出现同步，人员的往来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对明清之际以前东西方交往的研究热点是横穿亚欧大陆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草原之路”之名早为学术界内外所熟悉，学者关注的是传递于东西陆路沿途的物质文明，以及通过表现在文物上的文字、形象、宗教信仰、纹饰等文化表象及所传递的精神财富。对亚欧大陆地理大势和陆路交通线沿途地理状况的描述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就不断有文字资料问世。先是中亚腹地的游牧民族作为中介，向亚欧大陆的两端传递着文明的接力棒，以后大陆两端的住民自己也开始了亲历。中国人自己不断从亚洲东部向西探索，这些先驱者带回的地理知识使自视为天下之中的“中国人”逐步将视野拓展到陇山（六盘山）以西、……大河以西、……大漠沙海以西、……天山以西、……热海（伊塞克湖）以西……，古代中国的文献中，不断出现陇右、河西、西域这样一些大地域带方向性的地理概念和相关的地名。再远的地方可能因“重译”之难，只好用“极西”、“泰西”这样一些字眼来笼统地指代。先驱者地理知识的渲染，终于使中国人对天下的见解打开了封闭之门。不过，亚欧大陆陆地上的交往，并没有克服或改变中国人“天圆地方”、“天下之中”和“华夷”、“五服”的保守观念。也就是说仅以描述大洲陆地为主要内容的地理书籍并不能开启人类的睿智，也不会明晓大地本是球形。中国人曾有过郑和的七次下西洋远航，那时候西方人也还弄不清地球是方的、平的、还是圆的，因此，无论对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的知识水平当时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可是郑和及其同伴却未能予国人或世界以惊世骇俗的地理观方面的影响。大约100年后，随着欧洲人不断的远航，地球的概念和近代地理学的知识才逐渐影响人类社会，并习染欧洲以外。这说明只是当人类有了远洋航海的实践，而且这个实践多少应带有探讨大地与海洋组成的寰宇是否为球体的主动意识，人类的行为才能升华为科学的认识。
　　如果按时间的长短、文化交流的规模与对中国人影响之大小来统计，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值得一提的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第一次碰撞交融是汉唐之间，主要是上文提到的亚欧陆上的交往。当时亚欧大陆两端的人们都具有主动向外、向远方开拓的进取精神，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其影响是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古以前的中国人不再封闭，天下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九州”。
　　第二次碰撞交流发生在明末清初，也就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东来，他们不仅带来基督教义，还有自然科学、西方哲学与艺术，特别是利玛窦（Matteo Ricci）《坤舆万国全图》、毕方济（Sambiasi, Francesc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的两种《坤舆全图》文学论文